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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更新時間：2026-04-29
實踐中，經商辦企業等違規從事營利活動一直是違反廉潔紀律的易發多發問題。部分黨政機關干部對相關紀法要求理解不深、把握不準，認為只要不利用職權謀私、不影響本職工作，業余時間經商辦企業就不屬于違紀，甚至認為退休后即可不受約束自主從業。這些錯誤認識，極易導致觸碰紀律紅線、受到嚴肅處理。筆者結合一起案例進行分析。
張某，A省B市農業農村局普通公務員，2024年3月經組織批準退休。張某在職期間，便利用工作之余私下在B市經營一家物流企業，從事貨物運輸、倉儲配送等經營性活動。2025年，張某在已辦理退休手續、正常領取國家規定的退休待遇的情況下，未向B市農業農村局報告即再次與他人共同出資在C省注冊成立一家食品公司且擔任該公司董事長，親自參與公司選址、運營、管理等日常事務，實際控制企業經營決策，并持續從中獲取經濟收益。
本案中，針對張某的行為是否構成違紀，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張某在職時于B市經辦物流企業、退休后在C省成立食品公司，均與其原所在農業農村局的業務范圍、管轄領域沒有直接關聯，全程未利用職務便利或職務影響為自身謀取私利，也不存在權錢交易、利益輸送等問題。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而張某去C省經營食品公司，公司地址既不在其原職務所管理的轄區，經營種類也與其原業務范圍沒有關聯，且張某僅為普通公務員，并非領導干部，相關約束較低，因此張某在職和退休后經商辦企業的行為不構成違紀，不應給予紀律處分。第二種觀點認為，張某身為黨政機關公務員，無論在職期間還是退休之后，均違反黨中央關于禁止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相關規定，違規從事營利活動，其行為侵害了公職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應當認定為違反廉潔紀律，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給予相應黨紀處分，并對其違紀所得予以收繳。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其一，張某在職時于B市經商辦企業的行為構成違紀。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零三條第一款規定，違反有關規定從事營利活動，如經商辦企業、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等行為均屬違紀，應依據情節輕重給予不同檔次處分。該條款的核心判斷標準有兩點：一是行為人違反有關規定，二是客觀上實施了經商辦企業等營利活動，兩項要素同時具備即構成違紀，并不以是否利用職權、是否獲得經濟利益為前置條件。
本案中，張某在職時在B市經商辦企業的行為違反了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相關要求，《規定》明確要求，“黨政機關，包括各級黨委機關和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以及隸屬這些機關編制序列的事業單位，一律不準經商、辦企業”“凡上述機關的干部、職工，包括退居二線的干部，除中央書記處、國務院特殊批準的以外，一律不準在各類企業中擔任職務。已經擔任企業職務的，必須立即辭職；否則，必須辭去黨政機關職務”。《規定》中的“經商、辦企業”，不僅包括在企業擔任職務、領取薪酬，還涵蓋出資開辦企業、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等直接或間接從事營利活動的行為。張某在職時經營物流企業已違反上述禁止性規定，對公職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造成實質侵害，違紀構成要件齊備，屬于《條例》第一百零三條明確禁止的違紀行為。
第一種觀點以張某經營物流企業時未利用職權謀取私利作為免責理由，忽視了廉潔紀律對于防范利益沖突、維護權力純潔性的本質要求。廉潔紀律的相關規定，不僅是懲治已經發生的以權謀私行為，更重要的是從源頭上切斷公權力與市場利益的不當聯結，防范權力尋租風險，確保公職人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公職人員一旦參與經商辦企業，無論是否直接利用職務便利，都會占用履職精力、造成公私混淆，而且極易形成權力與資本勾連的利益鏈條，滋生腐敗問題，損害黨和政府公信力。《規定》實行全面禁止、一律從嚴的原則，并未設置“未利用職權即可免責”“未謀私即可例外”的條款。因此，張某是否利用職權謀私，不影響對其違規經商辦企業的基本認定，不能成為規避紀律約束的借口。
其二，張某退休后在享受退休待遇的情況下又在C省經營公司也構成違紀。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在退休后一定時間內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但并沒有明確退休公務員是否可以從事原工作業務范圍外的營利活動。中共中央組織部2013年出臺的《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后三年內，擬到本人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外的企業兼職（任職）的，必須由本人事先向其原所在單位黨委（黨組）報告，由擬兼職（任職）企業出具兼職（任職）理由說明材料，所在單位黨委（黨組）按規定審核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征得相應的組織（人事）部門同意后，方可兼職（任職）”，《意見》同時要求，“按規定經批準到企業任職的黨政領導干部，應當及時將行政、工資等關系轉入企業，不再保留公務員身份，不再保留黨政機關的各種待遇”。也就是說，即使經批準到企業任職，也不能同時享受黨政機關的各種待遇。《規定》也作了同樣要求，對于黨政機關的離休、退休干部，“除中央書記處、國務院批準者外，不得到國營企業任職。如果到非國營企業任職，必須在離休、退休滿兩年以后，并且不能到原任職機關管轄行業的企業中任職。離休、退休干部到企業任職以后，即不再享受國家規定的離休、退休待遇”。從上述規范可以看出，黨政機關干部退休后到企業工作，就意味著不再是退休狀態而是在職狀態，就不能再保留退休待遇。因此，本案中，張某退休后在沒有放棄退休待遇的情況下就從事經商辦企業的行為應當認定為違紀，無需考慮其是否超出禁業期限、其從事的營利活動是否與原工作業務相關。
其三，黨中央規范黨政機關干部經商辦企業，始終堅持全覆蓋、無例外。比如，《規定》要求，凡黨政機關的干部、職工，包括退居二線的干部，除中央書記處、國務院特殊批準的以外，一律不準在各類企業中擔任職務。另外，相關規定也明確，《意見》中所指的黨政領導干部包括所有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人員中擔任領導職務的人員，也包括擔任非領導職務的人員。因此，本案中，張某作為公務員，無論職務高低，均在上述規定的嚴格約束范圍之內，不能以普通干部身份降低紀律標準、逃避責任追究。
綜上，張某在職時經商辦企業、退休后在未放棄退休待遇情況下經商辦企業的行為均應認定為違反廉潔紀律，給予黨紀處分，并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四十三條“對于違紀行為所獲得的經濟利益，應當收繳或者責令退賠”的規定，對張某經營兩家公司所獲收益予以收繳。
（作者單位：浙江省嘉興市紀委監委）
